房贷新利率即将执行 提前还贷潮未出现 111226 财经中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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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辞职，特别是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选择辞职，总不免惹来一番议论：放着“铁饭碗”不要，怎么去辛辛苦苦自谋生路?这当中，有对敢于选择的肯定，也少不了质疑猜测，比如“油水”少了，用权也不能“随便”了，公务员干得没意思了。事情受关注，本身就说明公务员辞职是个别现象。企业员工跳槽的多了，司空见惯不新鲜。当然，想从个别事例当中看出趋势，也是关注度高的原因，毕竟公务员执掌权力、身份特殊。需要说的是，做出判断不可局限于个人经验或者个别事例。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人们虽然仍会对公务员高看一眼，但“官本位”的意识已经大大减弱。让公务员脱离“神化”和“污名化”的极端，回归职业本色，有助于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
公务员离职潮未出现 公务员的辛酸经历谁人知
一听闻叫苦，便推断大势已去;一遭遇问题，就认定改革失败，焦躁的逻辑折射着急于求成的冲动和一叶障目的盲从。对基层公务员来说，不管是招录选任上的政策倾斜，还是职务职级并行的全面推开，改革扎实推进，制度更加科学，都是利好信息，不应被舆论场选择性屏蔽。
前段时间，一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引发热议，并衍生出许多别的“段子”。种种说法，说明每个行业、每个岗位，都会面临是走还是留的问题。公务员辞职，实在无需附着太多猜想。“城外”的人，对改变多一些理性包容;“城里”的人，对坚守多一分责任担当。毕竟，世界那么大，去留本寻常，还是视自己的情况而定吧。
“当时我要辞职，很多人都劝我想开些。”“80后”刘娜说。
2010年9月，刘娜大学毕业后追随自己的爱情，来到丈夫的老家——山东安丘市这个小县城，并考上了安丘市发改局的公务员。找份安稳的工作，一家人一起过着慢节奏的生活，曾是刘娜的梦想。“在一个小县城一个月3000块左右也还不错。”刘娜说，虽然累，但也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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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13年8月，离入职满3年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刘娜辞职了。“其实，凭着出色的工作成绩，再加上中科院的博士学历，刘娜很快就会被提拔，可是她还是辞职了。”她曾经的一位领导为她惋惜。
这位领导的话，点出了刘娜的另外一个头衔：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博士。“冶金专业都读到博士了，很怀念这个专业，当公务员的3年思来想去，还是要干点与冶金相关的实业。”刘娜说。
“公务员也是一种职业，有人来，也自然有人走。”刘娜说。
“当我再看到冶金、金属制造和加工时，我的心真的是沸腾了。”刘娜选择帮她的丈夫打理公司。刘娜的丈夫同样学冶金专业，毕业之后就回到安丘，把以前家里金属锻造的小作坊发展成为生产汽车轮毂、动车制动零部件、风力发电铸造件的制造企业。
对于当公务员与自己创业的区别，刘娜说到了职业与事业的关系。她觉得，事业和职业紧密相连，做好具体的工作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两者的区别在于，事业更多地融合了自己的价值追求。
“现在我找到了事业的感觉。”刘娜说，“在机关工作，也能干成事业，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在这里能体现法律人的价值”，如果不是耀眼的国徽，几乎错过窄小的院门。逼仄的院子里，当事人的车辆停得满满当当。这就是杜小伦工作的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北门法庭。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调解，杜小伦终于有空坐下来喘口气。
五华区一共3个派出法庭，如今杜小伦已经完成了一次“巡回”，其间他也曾被调往区法院民事审判庭，现在又回到了派出法庭。“去年288个案件，今年已经收案156件，这个数量在北京、上海不算多，但在西部已经不少。”杜小伦说。记者给他算了一下，除去节假日，杜小伦每天要办理1.12件案子，如果算上庭前调解，每天开两个庭，是他的工作常态，常常误了饭点。
尽管审判工作强度较高，杜小伦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3200元，“2006年刚入法院时才2900元。”杜小伦坦陈，算上住房公积金、餐票，自己全年收入在7万元左右。有次调解，杜小伦跟当事人说起自己的收入，结果被一名打工者嘲笑，说“一天少于两百就不干”。
由于工作原因，杜小伦接触的当事人中不乏企业老板、律所合伙人。时常会有当事人邀请杜小伦“加盟”。“有个企业老板在案件宣判后曾多次要聘他当法律顾问，给出年薪20万保底的条件;还有律所邀请加盟，说一年赚个80万问题不大。”杜小伦简单算了下，提出过工作邀请的，这些年下来已经不下10次。他犹豫过，可后来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
除了收入，社会评价、工作方式在杜小伦看来更为重要。他坦言，法官收入虽然不比律师、商人，但总算稳定，这几年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
“父母希望我能稳定，妻子支持我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也有不少离职的法官朋友劝说，我还是选择留下来。”杜小伦沉吟一会儿，看了一眼胸前的国徽，说：“还是觉得法官职业最能体现我法律人的价值。”
对杜小伦来说，41岁的年纪，近十年的法官生涯，正如歌中写的那样，“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谈到司法体制改革，杜小伦说，虽然阻力不小，但还是满怀期待。“我理解的法官员额制，是希望让法官群体更专业，从而为下一步提高法官待遇做准备。马上就看到希望了，怎么舍得走。”杜小伦说。
从副镇长任上辞职后，赵光华一直努力地行走在自己规划的道路上：先是加入某大型企业做分公司负责人，接着又出来单干办律师事务所。回看过去，公务员生涯已经成了渐行渐远的回忆。采访中，他的手机不停有电话打进来，“现在接完电话是欣喜万分，因为生意又来了。”挂上电话，赵光华抱歉地笑笑，“做副镇长时，接完电话后往往心急如焚，因为要么是出了事，要么是领导催着回单位。”
2013年7月，时任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的赵光华向上级提交了辞职报告——那是他第二次请求辞职。两个月前他第一次请辞时，领导劝他“再想想”。而这一次，他的辞呈获批了。交接完工作，带着私人物品离开镇政府，赵光华如释重负。
他担任副镇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2011年竞选上岗，到辞职时仅仅两年。“压力太大。”两年间，赵光华用16开的记事本写了20多公分厚的笔记，他说，自己分管安全生产、交通、环保等7个领域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在同级别公务员中只是中等水平。
促成赵光华离职的直接原因，是2013年2月发生的一场重大交通事故。那天他刚回到家就接到电话，镇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11人死亡。“我是主管交通的，如果是非法运营车辆，就属于管理责任，我就得负责。”赵光华立马打车，火急火燎赶到事故现场善后。后经查实是一辆合法营运的大巴车司机因驾驶操作不当引发翻车，不是管理部门的责任。
尽管如此，赵光华仍然感到不踏实。“做公务员也有风险，比如说熬到40岁做一个副县长，一个偶然因素，分管的领域出了事，就有可能被问责甚至工作不保。”
要想不出问题，就要靠平时扎实的工作，这个道理赵光华也懂，只是实际工作的繁杂、应对处置的困难，让压力在心头积累，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很多人都以为公务员是工作清闲、待遇优厚的铁饭碗，只有公务员自己明白不是这么回事。”赵光华说，临近辞职的两个月，他一个周末都没有休息过，“其间只回过两次家，一次因为老人过世，一次是眼镜压断了要回城配眼镜。”赵光华在城里的家离石宝镇300多公里，回趟家要坐4个多小时班车。而这两次回家，他都是晚上回，第二天一早又因工作上的急事被领导叫了回去。
如今，赵光华改行做了律师，买了房子和车子，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大雨，我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现在不用操这个心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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