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颖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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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纠缠几年的逃税案，将意大利奢侈品牌Dolce &Gabbana(杜嘉班纳) 持续卷入风波中。近日，意大利上诉法庭维持米兰法院对其两位创始人的有罪判罚，仅将20个月的监禁减少至18个月，而Dolce &Gabbana方面当庭表示将继续上诉至意大利最高法院。

这场逃税案始于2004年，当时，两位创始人将品牌标志和副线品牌出售给位于卢森堡的一家控股公司。2008年，意大利金融警察开始调查并指控在此项交易中两人双双涉嫌逃税，总计高达4.1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0亿元）。

被控通过将股份卖给国外公司或在国外开设公司以达到避税目的的奢侈品牌，Dolce & Gabbana并不是孤例。Valentino（华伦天奴）前主席Matteo Marzotto也被指控逃税漏税7100万欧元，原因是2007年该家族以7.82亿欧元的价钱出售了华伦天奴时尚集团29.9%的股份，通过卢森堡的一家名为International Capital Growth的公司进行运作，从而让Marzotto家族逃避意大利的高税收政策。

除了上述两大奢侈品牌外，过去两年涉及税务调查的还包括奢侈眼镜制造集团Luxottica（陆逊梯卡）及Safilo（霞飞诺）、LVMH集团旗下的Bulgari （宝格丽）、Giorgio Armani（乔治·阿玛尼）等。为何这些奢侈品公司屡屡陷入税务调查的深渊？

税基侵蚀隐忧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大趋势是：各国政府面临着税基侵蚀的重要难题，对税收主权的关注度提升，更加重视本来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普华永道中国中区零售及消费品行业税务合伙人汪颖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表示，“因此，会对跨国公司采用更加严格的税收政策或更严厉的执行力度。”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布局，通过各国的比较优势来确定公司的职能部门应该放在哪个国家，是正常的业务安排与决策。”汪颖认为。

从税务优势的角度而言，由于各个国家税率不等，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高税收国家离岸公司存在率较高，而目前卢森堡、瑞士、荷兰是欧洲重税国家企业、公司的主要避税地点。

一些欧洲公司会考虑在卢森堡等国拥有控股公司，不过这些控股公司也许并非都拥有真正的经营业务。LVMH集团旗下的Bulgari就被指控，通过不法手段将收入转移至卢森堡和爱尔兰控股公司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其涉嫌瞒报30亿欧元(合40亿美元)收益偷逃税款。据彭博社报道，这30亿欧元收入，在2006年~2011年5年间由公司高管输出至意大利以外的子公司。

在低税国家注册空壳公司作为主要交易公司，同时在高税国家具体操作是上述避税的主要模式，一位熟悉税务操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样可以利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税率以及免税条件的差异，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或可以免税的分公司，实现整个集团的税收最小化。

不过，“是否避税或逃税的认定，每个国家的税法有不同的地方，同时也与国际税收协定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小兵对记者表示，“所以相关品牌在拓展业务和进行交易的时候，需要事先了解相关事项。”

平衡是战略思量

面对相关部门的税务调查，除了Dolce & Gabbana表示继续与政府对簿公堂外，大多数奢侈品集团及涉案人员均表示和解，并支付几千万欧元至几亿欧元不等的和解金。

意大利奢侈品集团阿玛尼近期已向意大利税务局支付2.7亿欧元用来和解税务调查。

今年2月，高端眼镜制造商Safilo也发表声明，宣布以2100万欧元的代价与意大利税务局和解，该笔款项将从2014年2月开始，按季度分12个季度即3年交齐。

“奢侈品牌往往注重自己的形象，特别是上市公司，税务调查的持续会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一位奢侈品行业人士对记者分析， “所以一些担心无休止的调查带来更多的支出并损害形象的品牌不得不纷纷补税；但另一些公司持续上诉，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合理的税务安排。”

“奢侈品公司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公司，它有更多的品牌内涵、经典设计、质量管控、品牌授权、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无形价值，”汪颖表示，科技和商业的发展总是快于法律法规的制定，关于无形价值的法条正在逐步演进中。所以，“跨国公司会在架构设计和商业安排中做出自己的合理判断，但相关合理性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则是见仁见智的。”

即便是相同的法律条件下，刘小兵表示，可能执行力度不同，相关企业也会有不同的税负感受。在新的商业与税务形势下，针对一些奢侈品集团这种通过离岸公司避税的做法，多数目前已经被意大利当局定性为逃税行为。

汪颖建议，在各国对税收主权更为关注的新的商业环境下，奢侈品等跨国公司要在各个国家的商业布局中进一步考虑到多方面的平衡性。“这种平衡不仅仅是操作与运营层面的问题，跨国公司应该把上述平衡当作重要的战略层面问题来考虑。”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转让定价（位于不用国家的集团子公司的销售转让价格）方面，应该采取在技术层面更严谨的安排，以帮助公司在各国证明这些安排的合理性。

这些从企业税务管理角度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汪颖看来，对新形势下中国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也有借鉴意义。